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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只留11人专职办报其余编辑如何“下岗再就

作者:william威廉希尔 发布于:2020-07-19 19:11 点击量:

  远远地,就看见青灰色的砖墙上缀着三个醒目的红色大字,入口则是一个雕龙画凤、翘角飞檐的仿古朱红宫门。有人倚着门口,向蓝天吐着烟圈。

  从2003年创刊开始,《新京报》用十多年的时间在报界树立了自己的品牌。这家报社吹响融合转型的号角并不算早,迟至2018年10月31日,新京报APP才正式上线。

  如今,但凡是有点想法的报纸,都有自己的转型口号或发展定位。《新京报》的口号出人意料地简单直白:2019,全员转型;2020,全面转型。那么,《新京报》式的转型主要包含哪些方面呢?

  2019年岁末,新京报社社长宋甘澍在一次媒体融合高峰论坛的主旨演讲中提到:“全报社只有11人专职办报纸”,其余五百多号采编人员,都转去了以客户端为主的新媒体传播矩阵。

  换言之,在“移动优先,视频优先”的策略下,报纸可以依旧按照自己的规律和节奏进行着周期化的生产,但报社核心的资源配置完全转向了新媒体矩阵。报纸不再站在舞台的中央。

  据了解,从2018年年底开始,该报记者发在报纸上的文章是不计稿费的,必须发在互联网上才行。都说考核是最大的指挥棒,这一招“稳、准、狠”地把大家带入到互联网这个主战场。

  事实上,在媒体融合的浪潮里,大多数纸媒的报纸中心地位迄今并未动摇。在融合之初比较常见的做法,是做加法,即新成立一个新媒体中心去运营新媒体平台;到现在媒体融合进入所谓的“下半场”,则演变成一支队伍两个平台的模式,一般还是纸质媒体与新媒体并重。在这一点上,曾经以纸为贵的《新京报》显得格外决然。

  在今年年初的总结表彰大会上,宋甘澍如此总结报社脱纸向网的决心:“下一步争取让报纸编辑部早点转型、早点下岗再就业吧。”

  在传统的纸媒组织中,为数众多的编辑记者还是习惯以报纸的生产模式生产新闻产品,然后把这些产品进行再加工,改造成新媒体产品。

  在《新京报》转型的顶层设计中,产品必须按照互联网的特点生产出来,报纸再进行二次加工,处理成具有报纸特点的新闻产品。这一改变颠覆了以报为主的生产流程和组织方式,也颠覆了以文图产品标准为主导的标准设置。

  所以,视频产品转化成图文报道反而成为一种常规的操作手法。报纸的栏目设置也以新媒体的栏目名为标准,比如取消了报纸“调查”栏目,新增“X调查”版块;取消“拍案”栏目,改为“重案组37号”版块;取消“人物”栏目,新增“剥洋葱”版块等等。

  新闻生产的组织方式也根据网络化7×24小时的特点,进行了重新调配。例如,报社评论部的人员配置采取三班倒的方式,早上7点开始,到晚上11点,有突发事件时连夜跟进。像互联网内容平台那样,追求新闻热点全覆盖,24小时实时出稿,一周七天绝大多数时间无缝衔接。

  同时,《新京报》将评论也进行了精细化区分,配合生产节奏,包括以半小时为发表周期的“微评”,以两小时为周期的“快评”,以三至四小时为周期的“沸腾”,以半天到一天为周期的“专栏”,平衡了对热点分析的实时跟进和深度聚焦。

  以开放的姿态进行全网传播是《新京报》内容分发的思路。报社既重视自有新媒体平台建设,也主动通过多种形式利用各种互联网平台扩散自己的内容产品。例如,专门加大了在短视频平台上的渠道建设,积极入驻各流量平台的媒体号,如企鹅号、头条号、百家号等。

  同时,结合版权合作模式,让生产的内容在全网主要的门户网站、互联网平台实现即时的分发与传播。目前,《新京报》大大小小的新媒体帐号有七、八十个。有的是主平台、大平台,有的则是垂类平台或者探索性项目。

  报社一位负责人说,坐在屋子里是想不出新媒体爆款的,哪株小苗能长成大树也是要在成长过程中发现的。对这些新媒体矩阵,报社采取的是保障激励机制。如对新媒体项目有基础性的投入,也有一些奖励措施,比如流量高的有奖励,在一些重要榜单评选中获胜的也有奖励。

  提起《新京报》的转型,与腾讯新闻合作的“我们视频”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我们视频”经过近四年的发展,拥有前后方采编队伍近200人(含部分长期实习生),原创新闻视频工作日日均产量135条以上,全网日均流量2个多亿。

  在我们视频的发展基础上,《新京报》提出了要“使报社内容生产视频化程度达到50%,在App首页甚至是PUSH中,含视频表达方式的报道优先”的目标。例如,打开App最先出现的就是图片化的头条故事,滑动屏幕则能够变化不同的头条故事,点击之后即可进入专题报道。正式进入App后,它在不同的界面都开设了视频专栏。

  除了社会时政等报道领域已经开始的视频化表达,其他如经济、文娱、体育、汽车、房产等垂类领域,也在着力推进视频化,这是该报今年媒体融合转型的重点之一。

  新京报社副总编辑、我们视频总经理王爱军在今年5月接受全媒派访谈时,曾提到——它不仅是报社转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新闻短视频的一个样板和评判对象。当下,因为时代发展变化太快,入场者众,竞争日趋激烈,对“我们视频”而言,现在还远远不到高枕无忧的时候。

  起步于2016年的我们视频,的确应该有危机感。从最初的环顾四野如无人之境,到明显感到短视频生产热浪滚滚,到2020年有几十家媒体投身到新闻短视频生产。报纸转型是否一定要转到短视频生产?它会像当初的新媒体编辑部一样,从一个加法式的存在,变成报纸的全员化视频转型吗?

  一方面,网络环境的传播需要有更加丰富的手段,影像的直观生动性,现场还原度远远强于文字。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5G时代的到来,普通视频的拍摄制作与传播成本变得相对低廉。这些都为影像传播提供了极佳的外部条件。既然从原先以纸为介质的报纸,转型为以网为媒介的融媒体,当然需要适应传播介质的改变,生产出更加适应网络传播的产品。

  另一种观点却有所不同。因为无论是人才储备,还是思维习惯,亦或文化传承,影像明显是文图为主的纸媒的短板。事实上,我们视频在操作过程中也发现,长期从事文图报道的记者未必是一个优秀的视频记者。那种所谓的拍写编播几合一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百里挑一。以己之短,争人所长,岂非不智?何况,哪怕是影像时代的到来,文字仍有独特的吸引力。对于某些深度报道的题材来说更是如此。

  视频表达优先,这是一家报纸的选择。文图为主+视频报道,这是时下为数不少的纸媒的选择。很难说这两者哪一个是绝对的对或错,但有一点应该明确,对于一个机构媒体来说,在起风的日子里,有必要掂一掂自己的家底,根据各自不同的资源禀赋,对生产要素做出优化组合,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

  平台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好的内容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做平台不是生死攸关,做内容才是。

  转移到互联网平台,深度仍然是《新京报》最核心的追求。围绕深度化这一核心,继“无原创不深度,无现场不深度,无思考不深度”之后又增加了“无视频不深度,无传播不深度,无App思维不深度”。

  即便是新锐的我们视频,在介绍成功经验时,仍然把最传统、最让人耳熟能详的“原创”“内容”作为自己成功的核心经验。没有了这些,机构媒体的影响力、公信力和引导力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在内容为王还是渠道为王的争论下,眼见得互联网大咖们打造的聚合类平台高楼万丈起,鲜有传统媒体打造的新媒体平台能与其平分秋色。因而不少纸媒转向新媒体平台时总是犹疑着,在原创与聚合的平台定位间摇摆不止。

  连客户端95%以上都是原创内容的《新京报》也承认,虽然以原创为主打,但是对于是否要做聚合平台也有一些纠结。目前也在有限度地尝试对一些有品质的UGC、PGC内容进行聚合,包括邀请500位自媒体入驻等等。他们认为,一般用户对客户端打开的频率不会太高,《新京报》希望在这有限的打开次数里,能更多地推给用户自己的原创内容及用户感兴趣的优质内容。

  事实上,原创平台一定不可能是海量的、无限的,它只能以精品化的方式提供独特的内容。而聚合是用海量的信息来满足多样性的选择。对于以内容见长的媒体平台来说,原创的高品质内容始终是核心的存在。它的生存逻辑与价值体现必然与聚合平台有区别。

  《新京报》这种坚持以内容立身的全员转型,是基于自身价值理念和优势强项的选择。

  观察的都市报越多,越感到融合转型绝不是“一二一”齐步走。它其实有点像树林里枝桠分岔的小路,上面布满了先行者,探求者的足迹,但没有谁能告诉你,哪一条必定是通向光明彼岸的捷径。你必须检视一下自己的行囊装备,选一条适合自己的路,且行且观。既考验媒体的耐心,更考验从业者的智慧与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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