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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报社40周年 全国最大报刊盗版侵权案侦破始

作者:william威廉希尔 发布于:2021-03-08 05:07 点击量:

  2018年是语文报社建社40周年,也是我进入报社工作的第24个年头。20年弹指一挥间,自己由一个毛头小伙,倏忽到将近知天命之年;而报社,也由临汾搬迁到太原,发展成为报刊网合一的语文专业传媒集团。自己的成长紧紧伴随着报社的发展,期间经历的人、事、情,可记可述的实在太多太多,临事提笔,感慨万端,只能择其一点,说说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一段最难忘的往事。

  在我个人看来,迄今为止,自己在工作上遇到的最大挑战,是由报刊主编转任发行部主任、负责全社报刊的发行工作;自己在人生中最难忘的经历,是全程参与《语文报》被严重盗版侵权一案的侦破工作。这段往事,因其是职业生涯中最重大的转型和挑战,曾充满了激情、沮丧、愤怒、痛苦、不服、无助、坚持、怀疑、执着、动摇、狂喜、后怕、欣慰、 遗憾、自豪、感恩等等复杂矛盾的情绪变化,所以通常并不愿意回忆;因其是人生中最为深刻难忘的独特经历,虽历经近十年,部分细枝末节也已模糊,但主要记忆仍然难以磨灭。

  自1995年进入报社以来,自己先后担任《语文报》编辑、分版后的高中版编辑,随后创办并主编故事版、文科综合版,主编《考试》(教研)杂志并兼任研发中心主任,尝试探索图书开发。

  2007年4月,社长兼总编辑蔡智敏老师找我谈话,希望调我担任报社发行部主任,负责全社报刊的发行工作。说实话,当时自己有过一丝犹豫,一来因为发行是报社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当时的发行大环境已渐趋严峻,这个职位必然要面临极大的压力;二来从自身的个性判断,平时话少且不擅长与人打交道,对能否做好这项工作确实没有绝对的把握;第三,自己已经熟悉了报、刊两方面的编辑工作并有志于图书开发,其实更愿意在自己熟悉的领域进一步发展。我的意见是,交给我的工作肯定不会推辞,但希望领导先考虑更合适的人选。经过反复的选择和比较,蔡老师最终还是决定由我来接手这个工作。如此一来,我别无二线月份,在交接好手头所有工作以后,就到发行部走马上任了。

  虽然已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接下来的工作,还是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发行管理工作既繁琐又重大,每天总有接不完的来电、说不完的话,时常会有出不完的差旅、跑不完的路,特别是报款的回收和发行量的增长,就像两座大山压在我心上。

  好在蔡社长和时任分管副社长雷俊林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搭档要立龙和发行部的其他同仁也积极配合、献计献策,经过艰难反复的谈判磋商和深入细致的耐心工作,发行部出台了详细的积欠报款回收计划,并一改先报后款的发行办法,强力扭转为先款后报的全新模式,同时制定并落实了新的发行奖励方案,逐渐得到了各发行分部和工作站的积极支持,虽然头发的确白得很快,工作却总算很快走上了正轨。

  不料,平地起惊雷,突如其来的一个新情况,竟然差一点让全社的发行工作陷入一个难以预料的泥潭。

  自2008年开始,就陆续有工作站反映,当地市场出现了串货行为。随后越来越多的工作站反馈,有不同渠道的《语文报》进入市场,不断在当地掀起价格战。

  各分部、工作站对发行部的管理工作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意见和质疑,纷纷要求报社尽快解决不明串货这一问题,否则不仅发行量提高是天方夜谭,就连现有市场也很难保住。

  市场上的混乱,不仅严重损害了报社的声誉,也极大地冲击了报社的发行布局。我和副主任要立龙及发行部同仁再三检思,目前的发行管理工作并未发现漏洞,问题不可能出在内部。把情况向副社长雷俊林汇报之后,我们一致判断,问题极有可能出在外部。因为在此之前,时任发行部主任的雷俊林和副主任要立龙曾在山东梁山取缔过一个小型的盗版窝点,这次极有可能是盗版死灰复燃。

  作为应对,我们马上联系各地工作站,要求了解和反馈不同渠道《语文报》的市场流入情况,同时多方走访各地的客户,了解和掌握其上线和源头,并进而用正版的《语文报》 从读者的手中替换回来源不明的报纸,进行权威的技术鉴定。样品到手后,印务中心主任张建喜联合印刷厂以及省内相应的出版鉴定机构进行了技术鉴定,结果显示,从纸张使用、印刷质量、裁切方式、钩刀印痕等多方面分析,确认是盗版报纸无疑。

  这次盗版报纸的发行覆盖范围,北及东北,南达广东,西涉陕甘,东波浙江,甚至销售到了报社眼皮底下,太原、临汾、晋城等地市均有发现。涉及的省市面广、数量巨大、价格奇低、渠道隐秘,对报社的发行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给报社的声誉带来了极坏的影响。随着盗版的愈演愈烈,来自基层发行人员的意见也越来越大,打击盗版已经迫在眉睫。

  社委会一致决定,打击盗版要从重从快。但从哪里入手?发行部一班人一时找不到头绪。

  经过多方了解和反复探讨,我们还是把怀疑的目光聚焦到了山东,试图从这里入手,发现线索打开僵局。首先,我们通过各地市的代理收集了解当地情况,力争摸清盗版报纸 存在的范围;其次,通过熟悉的老师和作者,梳理当地代理盗版报纸人员的情况,建立档案;再次,组织发行部的市场管理人员,亲自深入山东各地反复走访摸排,掌握第一手资料;最后,积极取得省新闻出版局版权处的支持,与山东省出版局版权处建立联系,展开版权保护行动。

  2009年,经过半年多的努力,不断有线索浮出水面又被排除。最终,一条线索引起了我们的重视,有人反映,山东聊城一个叫毕某某的人,具有重大盗版嫌疑。我和副主任要立龙带队赶往聊城,根据线索,很快摸到了毕某某的租住地。但经过暗访,这个住地已经空了好多天。怎么办?只能先选择进行蹲守,忍受着寂寞和烦躁,几个人轮番蹲守了一周时间却一无所获。一周后的某个上午,我们再次来到他的租住地,房间仍然没人,只好怀着沮丧的心情准备撤退。车还没出胡同,突然,一辆桑塔纳轿车迎面擦肩而过,我心中 一动,据掌握的情况来看,毕某某的座驾就是一辆桑塔纳,会不会是他?我们马上掉头回来,果不其然,桑塔纳正停在毕某某租住的院门前。经过再三观察,确认了驾车人正是毕 某某。为了顺藤摸瓜,我们连续多日分头跟踪毕某某,想努力掌握更多的证据。

  经过半个多月的盯梢,我们跟踪着毕某某的车辆,摸清了他的住所和活动规律,也尾随着他几次赶到聊城东郊的物流公司,巧妙掌握了他通过物流向外寄发盗版《语文报》的确凿证据。或许是有所警觉,不等我们进一步行动,毕某某突然不见踪影了。

  多日寻访未果,线索到此再次中断,似乎又陷入了僵局。我们只好重新从聊城的书报批发市场入手,从头开始摸排。好在苍天不负苦心人,通过大量的走访,我们了解到,毕某某曾跟着一个叫某某峰的人从事过图书报刊批发。通过多方打听,我们获知了此人的车牌号码,开始试探着对他跟踪观察。在跟踪的过程中发现,此人警觉性异常高,他的帕萨特轿车总是在不规律行驶,甚至有几次突然在双黄线调头,或者加速闯红灯,这反而引起了我们的怀疑和警觉。

  为稳妥起见,我和要立龙主任在当地租了一辆车,和我们所带的车一起,分头跟踪盯梢。忙活了近一个月,终于有所收获。我们追踪某某峰,发现了其在城北批发市场附近一处民房中租用的仓库,并趁其不备,在大门外拍到了院内成摞的《语文报》。通过在仓库外的蹲守,也拍到了毕某某驾车来到仓库的证据。经过不断追踪这两人,还发现了与他们有联系和交集的数位可疑人员,进而连他们几人的住所也摸清了。

  几个月时间很快过去了,通过大量繁琐细致的工作,几条线索很快汇集到一起,毕某某、某某峰、司某某等人相继浮出水面,盗版团伙初现原形。

  端倪初现,大家都十分激动,感到事情即将水落石出。但也许是做贼心虚,对方的行踪也越来越诡秘,通过几个月的跟踪盯梢,我们始终没有能够发现他们印刷报纸的工厂,只是根据他们的活动轨迹判断,印刷厂应该位于聊城市开发区某处。

  因为对方似乎已有所警觉,很难再进一步取得直接的证据,我们也害怕盯得太紧反而打草惊蛇,所以希望借助警方的力量来进一步侦查。

  整理好手头现有的文字和图片证据,我们赶到聊城市开发区公安局报案,希望由公安局出面查明他们印刷盗版报纸的工厂。开发区公安局很重视这一案件,但认为我们已经掌握的证据尚不够完善,需要进一步补充侦查。随后,副局长杨斌亲自挂帅,开始布置对这起案件的外围侦查。

  民警通过工商注册查询、检查消防隐患等方式到辖区印刷点进行排查和走访,对方可能是有所警觉,突然销声匿迹了,案件侦破一时陷入了僵局,迟迟没有进展。满怀的热望被迎头浇了一瓢凉水,我们只得怀着十分遗憾的心情暂且返回了山西。随后,多次和杨局长电话联络,案件的侦查仍然没有大的进展。

  万般无奈,我们只好在报纸上刊登严正声明,同时多方呼吁,希望读者能够给我们提供有益的线索。

  盗版的侦查仍然毫无进展,但时间仍会流逝,工作仍需进行。也许,命运是在考验你的耐心和韧性,事物的转机,不经意间就会突然不期而至。

  2010年暑期,我正在陕西安康出差,忽然接到蔡社长来电。原来,高考版编辑部接到一个电话,有人举报在山东泰安有印刷厂盗印《语文报》。高考版主编王睿敏锐地关注到这一信息,主动留下了举报人的电话,并及时把这一情况向蔡社长作了汇报。蔡社长高度重视此事,马上和我电话沟通,认为这一线索很重要,一定要继续抓住,尝试找到并打开突破口。

  为趁热打铁,我连夜赶回太原,及时和举报人取得了电话联系,对方坚持要求面谈,于是我们又直奔泰安。到达泰安后,我马上电话约见举报人,但对方可能有其他顾虑,也可能是怀疑我们的身份,反复推脱,就是不愿意见面,只是在电话中向我们肯定,他确实掌握了某印刷厂盗印《语文报》的详细情况。他声称,出于自己人身安全的考虑,暂时不愿意露面,只是愿意电话提供一些相关情况。经过反复沟通,我们了解到,部分盗印《语文报》的相关人员正是从聊城转移到泰安来的。

  因为无法掌握更多具体情况,万般无奈之下,我们还是决定报警,把目前了解和掌握的情况反馈给当地警方。通过当地一位老作者的介绍,我分别到泰安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治安支队等单位寻找有关领导反映情况,但因为掌握的线索有限,无法达到立案的标准,公安上的朋友建议我们到当地工商部门反映情况。

  希望在前却无路可走,实在是心有不甘,于是我们再次赶赴聊城,又找到了开发区公安局的杨斌副局长,希望他们能继续侦办此案。杨局长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但也认为,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暂时没有办法认定这两地对《语文报》的盗印是同一伙人所为,无法确定在泰安盗印《语文报》的人就是我们当初在聊城要找的人。要想突破僵局,还是应该找泰安当地的警方来处理此事。热心的杨局长陪我们再赴泰安,找到了他的同学、时任泰安高新区公安局刑警队长的齐瑞金,杨局长和齐队长反复商讨后认为,根据目前的线索,确实不太好下手,也不宜打草惊蛇,只能寄希望于我们进一步联系知情人,取得更多的线索,掌握更多的证据,才有可能立案侦破。

  事情似乎再次回到原点,我们沮丧得连吃饭都没有了心情。心有不甘,我强打精神鼓舞士气,但终究心中郁郁。

  9月,在本来应该有所收获的季节,我们却带着满腔的不甘,怀着无奈而沮丧的心情,再次返回太原。

  事情要么不干,要干就必须干好,这是我做事的一贯宗旨。虽然几番碰壁,但我坚信邪不胜正。反复思来想去,关键的突破口还是在知情人身上。

  转眼又到下个月,2010年10月,通过高考版主编王睿再次和举报人取得联系,并特别把我的手机号码留给了对方,说明我们想再次赶赴泰安,希望这一次能和他碰面,我们肯定会为他保密,确保他的安全。

  10月下旬,我带领区域经理张永丽和司机姜存辉赶赴泰安,为了保密和安全,蔡老师请封发部予以协助,游军和曹春梅两位老总决定派张宏伟和罗玉成陪我们一起出发。

  当天赶到泰安,我马上联系举报人,经过反复做其思想工作,并再三保证为他保密,对方终于勉强答应见一面,但提出只能和我一个人单独见面,时间地点由他来确定。虽然大家很担心我的安全,但考虑再三,我还是决定如约独自前往。

  当日晚8点多,天已经全黑,在约好的十字路口,一个蒙面的摩托车骑手现身了。来人要求和我换一个地方面谈,犹豫了一下后,我还是决定坐上他的摩托车。来到一处路旁的小树林里,对方提出,他反映的情况绝对属实,但首先必须对他的情况保密,同时希望能给他一定的经济补偿。对方开价5万元,经过反复讨价还价,最终让步到2万元。我提出,此事必须向领导汇报,需要再约时间。对方同意了,然后要求我随时等他的电线点回到宾馆后,我就这个情况和同行者进行商量,大家都觉得不太可靠,担心受骗上当。但事情进行到这个地步,已经不得不发,必须孤注一掷。想到蔡老师一再教育我们要有担当精神和责任意识,我还是决定赌一把,如数给他准备2万元,如果事情能成,这2万元出得值;如果线万块钱就由我自己个人来承担好了。蔡老师曾反复强调让我们注意安全,因为这个事情没有一定的把握,思虑再三,我最终还是忍住没 有向他汇报。

  晚上8点,举报人终于打来电话,我告诉他,钱已准备好,我们约在一条路边的树丛旁见面。大家担心我的安全,一定要让小罗陪我去,但为了取得举报人的信任,打消他的顾虑,我还是决定单独和他见面。见面后,他又骑着摩托车带我绕了很远,直到泰山脚下的一条小路上。他提出先给钱,然后把工厂所在的地方告诉我;我提出钱可以给,但他必须先带着我找到盗印的工厂。在我一再坚持下,晚上10点多,他终于把我带到了一个位置隐蔽的印刷厂。我们摸黑悄悄绕到厂房背后,听到了机器的轰鸣,随后慢慢爬上房顶,透过对面厂房的玻璃可以看到,这里确实是一个印刷厂。了解到他们一般只在晚上开工,我让对方把所在的地名写给了我,同时让他打好收条,按约定付了款,他很快离开了。

  四周一片漆黑,我绕着这个厂子转了几圈,强迫自己把四周的地形地貌记在脑子里,以免天亮后找不见这里。最终还是不放心,又再次悄悄地翻上了屋顶,确认里面正在印报纸,这才一边联系同事,一边寻路离开。

  第二天早上7点,凭着记忆,我们开车来到这一片出租厂房附近,确认了这一盗版窝点所在。

  随后,我们找到了齐瑞金队长,准备正式报案。因为这个厂子位于泰山区,按照属地管理原则,齐队长认为找泰山区的同行来办理这个案件更合规矩,于是他带领我们找到了泰山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的王顼大队长,沟通情况,汇报案情。

  2010年11月10日,我们一行五人到泰安市公安局泰山区分局报案,报案材料明确指出,《语文报》在泰安被大肆盗印并销往全国,其中包括《语文报》“原产地”山西省的多个地市,其盗版行为给《语文报》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和恶劣的社会影响。泰山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正式受理,开始立案侦查。

  泰山区上高街道办事处宁家结庄,这个地名,深深刻在了我的脑海中。2010年11月11日,我们再次来到宁家结庄印刷厂门外,连续蹲守了48个小时,准确掌握了该厂的出入人员、造假时段等详细情况,确认这个厂子仍然在继续工作,决定第二天开始收网。

  12日晚,天一擦黑,我就独自埋伏在了印刷厂外,确认听到开机的声音之后,马上电话通知等候的几位同事,他们立即开车,带着治安大队孔祥国队长等八名民警,来到现场周围布控。

  因为只是确定该厂有非法印刷的嫌疑,但没有见到印刷成品,无法掌握强有力的直接证据,警方决定,还需再次抵近侦察,最好能予以确认。因为工厂的正门位于一条街巷的最深处,行人稀少,来回走动极易打草惊蛇。况且还有必要防止厂方在大门口安装摄像头,于是决定换人,派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女同志再去侦查。当时现场只有张永丽一位女士,且又主动请缨,于是决定派她去印刷厂大门外侦察,其他人都退到巷口埋伏。眼瞅着永丽独自走进黑洞洞的街巷深处,手心捏把汗的我,连忙半蹲在黑漆漆的墙角阴影下,保持一定的距离紧紧跟着她,以备出现意外情况。好在总算有惊无险,印刷厂大门紧闭,无人注意到我们。

  11月12日晚8时,正当我们商定准备破门或者翻墙进入时,一辆厢式货车徐徐驶了进来,印刷厂一直紧闭的大铁门打开了,货车慢慢倒了进去,铁门虚掩,我们趁势一拥而入。

  刚进车间,所有的人都被惊呆了,两台印刷机正在高速运转中,偌大的厂房内,已经印制好的《语文报》,摞得足有一人多高。当时工厂内正在印刷和搬运报纸的足有十几人,孔队长和其他民警开始呼叫增援并尽力控制所有嫌疑人,我一边拍照取证,一边飞快地把随处可见随手可捡的铁棍和裁纸刀,统统扔到了印刷机背后。

  经过现场搜查,办案民警当场抓获11名涉嫌侵权的犯罪嫌疑人,查获已经印制完成的盗版《语文报》161000余份以及用于盗版的印刷机两台、盗版模板、纸张、电脑、扫描 仪等等一批涉案物品。主要犯罪嫌疑人、泰安市岱岳区鲁泉印刷厂负责人王某之当场被抓。本案的另一重要人物王某峰也在现场被抓获,虽然其极力辩解自己是印刷厂的工人,拒不供认向王某之订购盗版报纸并对外销售的情况,但仍被我们认出,马上被警方控制。

  警方的后续支援迅速赶到,局面得到了完全控制,犯罪嫌疑人也陆续被押回了派出所。

  当一切尘埃落定,所有的辛苦和委屈都化作了狂喜,我及时把现场的情况,打电话向正在河南出差的蔡老师作了汇报,随即听到电话那头也是一片欢腾。

  当时的那一刻,仍然久久不能忘怀。它应该是这起事件中让我们最为开心、最为激动的一瞬。

  警方连夜突审查明,在泰安市从事报刊销售多年的王某峰,在看到《语文报》销售火爆的状况后,萌生了盗版的邪念。于是,他找到王某之商量,由自己负责提供正版样报,由对方负责扫描、排版、印刷。王某之与王某峰等人一拍即合,依托自己开设的泰安市岱岳区鲁泉印刷厂,单独租赁厂房并雇佣刘某丽、王某伟等人,夜间三班倒,专门印刷盗版 《语文报》,分别出售给王某峰和聊城的韩某强盗销团伙,再由他们销往全国。当夜扣押的厢式货车,正是聊城韩某强派来接货的运输车辆。

  警方连夜赶赴聊城,计划用货车司机当诱饵,钓出韩某强。但是韩某强警觉意识很强,并未出现接货,随之感觉到不妙,很快躲得无影无踪。

  11月13日,泰山区分局依法将王某之、王某峰两人刑事拘留,其余9名印刷工人被依法取保候审。韩某强被网上通缉。随后,泰山区治安大队派出民警赶赴聊城、济宁、莱芜等地,先后调取了犯罪嫌疑人之间的银行账户等大量的相关信息。

  回到报社,我把全部经过向蔡老师及社委会作了详细汇报。蔡老师只是恳切提醒我们必要时首先考虑自身的安全,不仅没有责怪我的自作主张,还郑重表示,我的一切决断都有他的首肯,给予了我毫无保留的信任、支持和高度授权,让我感佩无言。

  11月下旬,我再次与泰山区治安大队电话沟通,希望了解案件的最新进展情况,不料,听到的消息出人意料。原来,王某之和王某峰已经取保候审,韩某强仍然去向不明,案件的侦破也随之停了下来。

  在抓捕现场,目睹这二人被铐着双手蹲在地上的处境时,心中尚有一息恻隐和悲悯,但突然得知他们竟然能够“逍遥”法外,甚至可能逃脱必要的惩罚时,这个消息让我既惊诧又愤怒。在向公安分局表达了不满后,我马上向蔡老师做了汇报。蔡老师决定,此事不能等待,也绝不应该不了了之,需要我们自己去推动和设法解决。

  随后,蔡老师带领我赶赴北京,通过在新闻出版总署任职的原《语文报》一位作者,向总署、全国“扫黄打非”办递交相关材料汇报情况,呼吁上级的关注和支持。同时,积极向国家工商总局反映情况,寻求对“中国驰名商标”的版权保护。

  通过在公安部办公厅工作的同学,我见到了时任公安部治安管理局一处的两位处长,把情况向他们作了当面汇报,出于职业的敏感,他们对此事高度重视,很快与山东省公安厅建立了联系过问此案。

  在新闻出版总署、全国“扫黄打非”办和公安部等有关部门的过问、督促下,《语文报》被盗版一案,重新得到了山东省公安厅和泰安市公安局的高度重视。11月底,我再次赶到济南,和山东省公安厅治安总队韩总队长一起赶赴泰安,见到了泰安市公安局、泰山区公安分局的主要领导,他们表示,本案在全国都具有代表意义,一定会依法办成典型。 随后,以为已经平安渡劫、尚在集市闲逛的王某之、王某峰等人再次被刑事拘留。

  峰回路转,形势剧变,王某之、王某峰等人的侥幸心理随即破灭,心理防线很快被突破。在审讯中交待,从2004年至2009年5月,王某之就收取王某峰盗版《语文报》报款18.3万元,按每份盗版《语文报》0.23元计算,王某之、王某峰共计印刷、销售盗版《语文报》约 79.9 万份。2010年9月到11月,王某之为王某峰印刷盗版《语文报》6万余份,由王某峰从泰安销往全国各地。

  王某之交待出了犯罪嫌疑人韩某强、司某会等。专案组七赴聊城、两下河南,先后在东营市、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等地将联系印制、销售盗版《语文报》的主要犯罪嫌疑人韩某强、司某会、孟某某等5人抓捕归案。

  2010年12月8日,专案组民警通过侦查,掌握到身为聊城市小学教师的韩某强在东营市出差的情况后,在东营警方配合下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在控制韩某强后,我第一时间将其手机上留存的交易短信和联系人信息保存下来,震惊地发现,其所控制的销售网络,遍布多省,甚至已经开始渗透进报社正规的发行队伍之中。随后我们和办案民警一起,迅速搜查了韩某强在聊城的住处和租住地,我第一个惊喜地发现,他竟然完整地保留了多份盗版《语文报》的交易账目和发货记录,证据链到此补充完整;更惊奇的是,他租住的地方,我们在追踪毕某某、刘某及其关系人的时候,就跟踪到过这个楼层,甚至到过他的房门外。

  据其交待,2007年以来,韩某强和司某会等人联系印刷、销售盗版《语文报》。2009年7月至2010年6月 , 司某会挑头垫资,具体负责联系3处印刷企业盗印《语文报》, 其中即包括鲁泉印刷厂。司某会在每份盗版《语文报》中加价0.04元销售给韩某强等人,韩某强从司某会处共购进盗版《语文报》145.8万份,共付给司货款33.5万元。2010年6月至8月 , 韩某强另外联系河南商丘的印刷厂印刷盗版《语文报》22.6 万份,由韩某强等人销售。2010年夏天,韩某强与王某之相识,随后,王、韩两人电线元成交,韩某强立即联系担任教师的同学、朋友销售盗版报纸,很快预定了5万份。2010年9月到11月,王某之共给韩某强印刷盗版《语文报》79.6万份左右 , 由韩某强、司某会从聊城销往全国各地,其间韩某强给付王某之盗版《语文报》货款10.3万元,尚欠余款4万余元。司某会很快在聊城落网,对上述罪行供认不讳。

  在河南抓获孟某某后,专案组来到当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突然有十几位自称家属的大汉一拥而入,肆意阻挠。我们赶快进行拦阻,同时把带队的警官赵恒和嫌疑人一同反锁进留置室,阻止他们抢人。在带离嫌疑人时,又有一批老弱妇幼在派出所门前包围拦阻,甚至挡在车前,躺到轮下。直至我们联系上当地公安局的政委,道路才被民警强行清通。为确保安全,以防万一,我们先把张永丽送上直接返回太原的客运大巴,然后再带着嫌疑人反向西行,驱车绕行80公里后才重新踏上高速返回泰安。

  最终,该案共顺利抓获犯罪嫌疑人18人,其中刑事拘留7人,逮捕7人,移送起诉4人。

  经公安部门综合计算,自2004年至案发 , 王某之、王某峰、韩某强、司某会等人非法盗印、销售盗版《语文报》共计高达近千万份,非法经营金额逾200万元,给语文报社造成了极为巨大的经济损失。

  《语文报》被盗版盗印一案,是建国以来印数最多、涉案数额最大的报刊类侵权案,该案不仅成为山东省,甚至成为全国有较大影响力的侵犯著作权的典型案件,被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工商总局等六部委列为全国挂牌督办的侵权盗版重点案件。随着主犯的陆续到案和审讯的深入,揭出的案情越来越触目惊心。

  首先,制假、售假的团伙成员相对固定,内部分工明确。其中泰安的王某峰、王某之自2004年就开始合作,聊城的韩某强、司某会等人更是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制贩团伙,团伙之间分工明确,从样报的提取、原料的购进、报纸的印刷、对外销售均分工明确。

  其次,犯罪网络完善,其销售网络遍布全国多个省份。犯罪嫌疑人已经建立了金字塔形销售网络,为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他们均各自发展自己的销售下线,分别形成独立的售假网络。庞大的销售网络涉及河南、河北、湖北、广东、山西、山东等11省50余个地 市,甚至有的地方已侵入《语文报》的正规发行网络,隐蔽性更强,危害性更大。

  再次,嫌疑人都有身份掩护,作案十分隐蔽。大部分犯罪嫌疑人有教育行业或正规报刊发行商的身份,韩某强从事教育工作;司某会等人均代理销售过正版报纸,并长期在聊城铁塔图书批发市场从事经营活动;孟某某在河南濮阳代理销售多种教育类刊物。嫌疑人都意识到销售盗版报纸的巨大利益,并具备相应的销售经验及网络,为作案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第四,犯罪嫌疑人都有一整套规避打击的策略和办法,比如上货地点极为隐蔽,都选择在夜间;贩运盗版报纸的主要分子不跟车押货;每个环节单线联系、遥控指挥;频繁更换印刷企业等。

  最后,涉案数额巨大。各大媒体采访泰安公检法部门后,经核实并予以公开报道的结论指出,2004年11月至2010年9月,王某之等18名犯罪嫌疑人非法盗印、发行《语文报》共超1000万份 , 非法获利数目应该高达700余万元。

  2011年1月5日,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公布了2010 年度“扫黄打非”十大数据及十大案件,制售盗版《语文报》案名列其中,是六部委挂牌督办的专项行动重点案件,本案的破获和严厉查处,对打击日益增多的非法复制、盗印报刊的违法活动,对加大对报刊社等出版单位合法权益的保护都具有示范效应和重要意义。

  2011年5月至10月 , 法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判处王某之、王某峰、韩某强等8人有期徒刑5年至2年,并处罚金20万元至2万元。由于此前无此类型案例判决,此案将作为知识产权类典型判例供借鉴参考。该案迅速成为当年度的热点新闻事件之一,不断出现在报刊、电视、网络新闻的头版头条。

  因为顺利侦办此案,泰山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荣获公安部颁发的集体一等功,该案也成为公安部当年“亮剑行动”的十大案件之一。

  一切终于结束了。大家都认为结局已够圆满,但我仍略感美中不足。种种迹象表明,毕某某和刘某都曾作为盗印盗发的主力参与其中,但在案件破获前他们已早早收手,本着“疑罪从无”的精神,未能追溯他们的往日罪行。为防止市场波动,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对部分涉入不深的工作站,社委会最终决定以内部劝诫、批评教育为主,向公安部门争取不进入刑事程序,仅是取缔了个别工作站。鲁泉印刷厂的固定资产被封存并没收上缴国库,未能抵偿我报社被侵害损失的巨大经济利益。曾陆续承印盗版报纸的几家印刷厂,未受到深入的追究和处罚。

  虽然还有很多的遗憾、些微的不满,但几年来众多同仁的日夜奋斗,几个月殚精竭虑的走访追踪,数十日惊险刺激的跟踪侦察,几十天雷厉风行的抓捕审讯,总算有了个基本满意的结果,聊以了。

  案件已经尘埃落定,但后续的工作仍不能放松。在参与抓捕和案件审理的过程中,我据理力争,抓住一切机会为报社极力依法争取经济赔偿,经过和几名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的反复磋商、来回拉锯,在无数回合的斗智斗勇后,终为报社追缴回各项赔偿款共50万元整,也算是对报社蒙受的经济损失做了一点小小的补偿。

  案件终结,一切都可以公开了。报社公开对我和相关人员进行了表彰、奖励,在全社的发行大会上,我汇报了这一案件的侦破全过程,大家不断发出赞叹和喝彩,会场充满了笑声和掌声,邪不胜正善恶有报,人人都受到了触动,曾一度低迷的发行士气得到了极大的鼓舞。面对同事们认可的眼神和赞叹的笑容,那一刻,所有的不快和委屈,所有的艰难和付出,都化作浓浓的喜悦和淡淡的自豪。

  盗版案件的侦破,让《语文报》的读者和发行人员都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普通教师和在校学生也开始主动关注起报刊盗版的事情,遇到可疑的情况会积极向报社举报。

  盗版案件的侦破,促使报社加强防范和打击盗版的意识大为增强,开始进一步重视对自身版权的保护,同时加强了对发行工作站的教育、管理和帮助。

  盗版案件的侦破,让发行部整个团队士气高涨,人人得到了锤炼,个个增长了经验。各发行分部和工作站对报社的管理能力和工作效率更加服膺和认可。

  盗版案件的侦破,使得《语文报》的发行量出现了明显的回升,盗版的受害重灾区——山东聊城市、河南濮阳市的发行总量翻番增长,其他区域也出现了发行量逐步回升的良好态势。

  盗版案件的侦破,极大地震慑了相关不法人员,迄今为止,再未出现过盗版《语文报》的现象。

  盗版案件的侦破,也让我们和相关的各界人士、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各方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升华了往日的交情。

  正如蔡老师所说,近乎疯狂的盗版盗印盗发,曾对报社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和冲击,但也恰恰从反面证明了《语文报》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和深远的读者影响力。我们能够如此漂亮地战胜盗版,正如报社曾一次次从艰难交困中跋涉而出一样,更加凸显了所有语文报人不畏艰难、勇于担当的拼搏精神,鼓舞了所有语文报人不忘初心、面向未来的旺盛士气。在竞争中壮大,在困境中突围,于危机里崛起,在负重下前行,语文报社一定能前行得更远,发展得更美,成长得更好。

  数年后,有两位曾经的犯罪嫌疑人不知从何处得到了我的号码,竟然把电话打到了我手机上,告知我他们已刑满出狱。虽然自己应该算是个温和的人吧,但骨子里仍潜藏着几分血性和刚硬。我毫不客气地回复他们,我个人对他们的遭遇并不同情,牢狱之灾纯属咎由自取,如果这个电话只是告知近况,那么,出狱是洗心革面的重新开始,希望他们汲取教训,走好人生后半程;如果这个电话意味着某种威胁,那么,乐意奉陪,随时欢迎,报社在,我也在!

  故事讲完了,虽然这仅仅是我的私人书写和独家记忆,但也算为报社曾经走过的岁月与艰难立传,曾经的困苦、艰难、忧惧、危难,都已成为如烟往事,成为笑侃闲谈,但是,曾经的奉献和付出、曾经的拼搏与血汗、曾经的援手与支持、曾经的团结和温暖,作为一 种刻骨的记忆和永远的存在,会越来越真实,越来越厚重,让我心有所感、心有所安。

  写出此文,以此感谢那些曾经并肩作战过的同事,如:蔡智敏、雷俊林、要立龙、王睿、王华林、张建喜、李文君、张永丽、张顶峰、姜存辉、袁秀林、郝建文、薛永恒、石秀峰……感谢那些慷慨施以援手的合作伙伴,如:游军、曹春梅、张宏伟、罗玉成、张金锁……感谢那些积极协调解决的相关领导,如:吉平、狄月清、戎晓峰、郭红萍、于晓林…… 感谢那些毅然仗义相助的朋友,如:孙卫卫、郭强、张钧、孙晓慧、赵希臣、贾新芳、杨 福迅、张凤山……感谢那些辛勤朴实、奋战在第一线的公检法战士,如:杨斌、张爱国、李甡、赵质钧、齐瑞金、王顼、阎秀华、孔祥国、赵恒、张萌萌、孙启顺、魏亮、杨福桐、 刘君策、王海峰、田华、尹建军……同时,也郑重地向那些已经忘记了姓名、当时也未来得及当面说声谢谢的朋友们,再道一声谢谢,问一句珍重,祝一生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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